在青岛上了一个多月的德语课后，这周六下午终于和同班的来自广西桂林的光哥一起出去玩了。说是玩，其实也就是压压马路逛逛街，去比较远的城阳区走走看看。一路上和光哥聊了同班同学、聊了日常琐事、聊了选择德国双元制的缘由、聊了他的风流韵事和感情史……聊完后我觉得，以他的社会人脉资源、家庭条件、父母的智商，完全用不着出国，在国内别说正常生活，就算是再结婚生子也能照常过下去，以我对这个社会的理解，这完全是既得利益者（或者说能活得下去的基本盘），他根本犯不着也没必要费老大劲去德国讨口饭吃。所以我也向他直接发出提问：明明你犯不着去德国，也有退路，为什么还要重头开始，又是学德语又是去德国的？
他先是按照常规的套路，说什么“普通人在德国能比在国内更轻松”“德国不内卷”等人尽皆知的大道理，在和我进一步的交流中似乎说出了更深一层的原因——因为自己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越打越烂。他又有什么好牌呢？根据他的说法：早在他读大学前，他爸就给他规划好了一条路，让他去日本读大学，然后去美国发展，他拒绝了，在国内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进了广西的铁路局，但他不满足于体制内的死工资，于是又辞去这个编制的工资去了啤酒公司当销售捞钱；刚入职那两年确实是躺着赚钱花天酒地，但随着疫情和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他的销售主管越来越干不下去了，最终被调去了总部干一个闲职；这也是不错的坐办公室岗位，只是他懒得舔领导又选择辞职……以至于最终德国双元制这个项目都是他爸给他找的。
说完了事业上的“好牌”又说道了感情上的“好牌”：大学时脚踏几条船，女友一个比一个好看，一个比一个骚，但是没有珍惜；后来在啤酒厂当销售又认识不少女人，但全都是玩玩而已，他没有上心，现在看来可能这辈子再也遇不到那样的女人了。
尤其是讲到女人的时候他更是直言，自己觉得很后悔，悔当初没有把握住任何一个女人长相厮守。于是我反问他，如果他当初懂得珍惜，守住了其中一个女人，他还会选择去德国这条路吗？他回答我，别说去德国，他可能都不会选择从广西的铁路局离职，可能就会在体制内安稳的待下去，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生的、基本盘的日子。话说到那里的时候他接过了我的话题，继续说道，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只要这两个有其中一个，一般人都不会选择出国；或者说别说出国，甚至连离开那个城市都不会，而他现在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在国内都没有牵挂和顾忌了（他有弟弟所以不担心父母）。
而我告诉他，自己虽然谈不上一手好牌越打越烂，但至少也是越来越烂，最终在国内走投无路选择出国，甚至出国的经历也不是那么顺利（无论白俄罗斯还是日本），德国已经不是我的第一站了。对于我来说并不存在女人这一条线，只有事业这一条线，无论是第一份工作西北电建还是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后的海师考编，只要有一条线成了的话，我也不会选择去德国。
但和他不同的是，我不后悔：我不后悔自己在生活和事业上的选择，也不后悔在女人方面的事情。
实际上，我和他在这个国家并不是多么特殊的人，有千千万万和我们有相似或者想通家庭背景的人，经历了相同或者相似的事情，他们也和我一样越来越烂，也和光哥一样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只是没有烂到国内混不下去而一定要出国的地步。那他们的头脑又能比我聪明多少？他们的父母又能比我父母神通多少？他们的人脉资源又能比我多多少？
或者再进一步的发问：这些和我经历相似家庭背景相似人脉资源相似的人，还要经历多少社会毒打和“好牌打成烂牌”才会选择出走他乡呢？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说，你当然可以用宏观经济形势和国际局势来解释移民趋势动向，但是具体到个人的时候，谁又能精准预测和判定到每一个个体呢？
对于大历史而言，无论怎样的偶然事件叠加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趋势和潮流，具体来说便是，无论有没有萨拉热窝事件、刺杀的是谁，一战都会爆发；无论是在1917还是在1927，罗曼诺夫王朝总会覆灭；无论美国在日本投下多少原子弹（或者是否投下原子弹），日本终究会战败投降。
但对于个人而言，个人命运往往就是偶然因素一个接一个的叠加，时代的大潮对个人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乱世也能出英雄，盛世也有要饭的人。曾经的我坚定地认为，我只是时代的滚滚红尘中一个普通的映射，现在的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和时代无关，只是单纯的我自己混得差罢了，无论是怎样的时代，总有一批像我这样的人存在，只是为了给自己一点自我安慰和面子上过得去的理由，归结于是“时代的无奈”罢了。
还是得和自己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