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工地的那段时间，除了两个萨沙以外，我还接触了很多白俄罗斯人，我和他们的一些故事和对话值得一说。
瓦洛佳
瓦洛佳是白俄方面电气安装的工地负责人，有一天在工地的一个拐角处他碰到了我，拉着我一个劲的聊天，那天他是明显喝醉了的，和他的聊天有如下几点有意思的信息：1，他去过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他告诉我他向往波兰，波兰的生活水平更好，物价更便宜，很多大件他们都是从波兰采购的。2，他曾经在苏联时代当过水兵，军衔是上尉，一般来说空军和陆军只需要服两年役，而海军涉及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学习一年因此是三年，他的哥哥和爸爸也是海军的，他在黑海舰队的导弹艇上服役，他的哥哥在中苏边境，而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中苏关系恶化，他们那时候很紧张。3，他去过安哥拉，在那里驻扎过（感觉那种书本上才能见到的冷战历史竟然如此近的就在我眼前）。4，他告诉我了苏联海军的七种服装样式，在什么时候什么颜色和样式的衣服（白甲黑甲水兵服大檐帽水兵帽雷锋帽等等）。5，他告诉我，俄罗斯水兵的衣服之所以是白色的，是因为彼得大帝想让水兵保持卫生，因此特意选择了容易脏的白色衣服。而水兵的裤子是不带拉链的，因为彼得大帝又一次视察海军的时候，一个士兵在和姑娘偷欢，彼得大帝看了后很不爽，下令取消了拉练，避免这种情况（当然这也是个段子）。6，我向他抱怨我们的领导不把人当人对待，我们就没有休息日，而你们有，这时候瓦洛佳竟然告诉我“你们现在是在白俄罗斯，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你们也有权利休息，而我就有权利报井，需要我联系井察吗？”我知道他喝醉了，立马拒绝了他。（当时我知道了我还有一张底牌来对抗单位，就是用这些小事来报井干扰和恶心他们）
打孔大爷
在工地上有一个白俄方开打孔机的大爷，很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直到最后我甚至都没有询问他叫什么。我和他聊了很多，得到如下几点信息：1，白俄的免费医疗就是扯淡，那简直就是个笑话。2，他的背上有伤，可是因为卢卡申科的恶*政延迟了退休年龄，导致他不得不一把年纪还生着病过来上班，他直接说了，正府的那一群毫无作为，每天就是睡觉，他们把老百姓的养*老金和医*保挥霍一空之后，就只能选择延迟退休年龄了。3，他也认为苏联时代什么都好，生活水平比现在高得多，苏联的解体完全是“领导们”一手操控的闹剧，没有人希望苏联解体；他已经对白俄罗斯彻底丧失了希望，认为这个锅家无药可救了，下一代人能移皿就赶快移皿吧。
水泥厂的质检员玛莎和列娜
每一次打混凝土的时候，混凝土厂都会有质检员跟着来看混凝土的浇灌情况，一共有三个女人，我和其中的玛莎还有列娜的接触值得一说：1，我问她们为什么你们两个女人要从事这样的工作，总是下工地，你们难道喜欢吗；她们回复我，没办法，都是为了生计，他们的丈夫都去俄罗斯打工了。听到这样的回复，我除了感叹白俄人民生活的艰苦外，就是对中华女*拳们的再一次会心一笑。2，列娜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俄罗斯族人，她好像对中国有很多误解，首先就是问我中国人吃狗肉的问题，其次就是问我们是否有宗教信仰。在一边更加年轻漂亮的玛莎（她有着一双绿眼睛）就像是我的捧哏一样，帮我接话，比如说吃狗肉是普通的习俗，再比如我说道中国人很早之前就知道宗教只是统治者玩弄和欺骗老百姓的谎言，对于列娜那个大妈来说我的这个说法是难以接受的，而玛莎点点头笑了笑，表示理解。3，因为玛莎确实是漂亮，而且有着少见的绿色眼睛，一旁干活的中国皿工都在议论她，一个和我关系好的杨师傅怂恿我上去和她搭话，工地的技术员（类似于小包工头）也过来给我套话，让我给玛莎传达他的“爱意”……
罗西变电站站长
实际上，我和罗西变电站站长的接触只有那么一两次，但是站长这个人鲜明的个性还是给我留下的很深刻的印象。站长是一个十分“接地气”的人，说话没有架子而且丝毫没有什么繁文缛节，每一个句子里面都带着粗话脏话（甚至连工人都没这样）。他是一个非常明事理的明白人，也是一个好人。周日的时候中国皿工在变电站外烧垃圾，不知是谁报了火景，消防员来了，站长很生气，把小包工头（技术员）和吕经理指着鼻子骂了一顿，但是最后事情还是他帮忙平息了，吕经理告诉我，他虽然态度不咋地，骂骂咧咧，但是每次中方有问题他都会帮忙解决和处理；又一次我去上厕所，站长见到我甚至问我“你去哪啊，回去坐着吧”，他甚至是“要求”我磨洋工的。在和站长的聊天中，用吕经理的话说他是一个白俄罗斯“奋青”，他大骂白俄罗斯正府和一团糟糕的经济，大骂苏联解体后的世风日下，所有人都向钱看，完全没有仁义礼智和道德操守，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年轻人，变得特别的冷漠。基本上和这些上了年纪的苏联人聊天，都能感受到他们对国家没落的惋惜和遗憾，对现实的失望，对未来和前途的迷茫，可是他们面对这种情况却什么都做不了。每次看到这些，我不禁为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起来，如果改咯失败了，那么我们最后很可能还不如我面前的这群人。
除了白俄人以外，随着我和那群中国皿工的接触时间越来越长，我对他们也产生了不同于过去的看法。首先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印证了“孟子”的观点，即后天教育对人的改造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群文化水平低而又没什么素质的皿工，在白俄这么一个大环境下戴了四年，他们也学会了不往道路上吐痰（往草地和树坑中）、把烟头熄灭后再扔进垃圾桶而不是随地乱扔、从工地回来上车和回宿舍会跺跺脚，拍拍灰，感受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小工头（技术员）明明，他在白俄四年学会了一些简单地俄语，并且在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世上也向白俄人靠近，他甚至直接和吕经理抱怨这群皿工素质差，让白俄人看不起。除此以外，就是感受到，无论是在哪里人都是分层次的，这群皿工也是如此，有的人是真的话都说不清楚的“刁皿”，有些人是勤劳善良的劳*动者，他们是真真正正塔下心来实干的人，任劳任怨，小农经济文化下农民好的一面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展现。但同时，他们中很多人也带有无法改变的劣根性（但是有那么一两个没有，这是极少数的），他们因为自己身的局限性无法更上一步。另外也戳破的一个“正治正确”就是，他们只能成为被管理者，而不能成为管理者，否则就是这个国#家的灾难；想管理好他们并不难，或者说是好欺负的。由小及大，自下而上的想一想，对中&国这整个国%家层面上我也有了新的认知。
九
苏联这片土地是如此的神奇，甚至在我看来是有点邪门的，就在我和郭总在电话里呛过之后的第二天，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第二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日常在工地磨洋工，突然罗西工地的负责人吕经理给我来了电话，电话里他告诉我叫我今晚收拾东西，明天回明斯克项目部。与其说是不相信，不如说是不理解，为什么昨天刚和白俄项目部的老大吵过，第二天就允许我回去了，是因为国能更高一层的领导给他施加压力了？不可能，因为当时总工杨总给了我明确答复，把皮球踢了我，而且就算是给郭总施压，那个时候郭总已经在回中国的飞机上了，他无法下达命令和决策。挂了电话后我直接在工地上找到了吕经理，向他询问了详细情况：他告诉我，就在刚才，办公室一个当地聘的女留学生检查出怀孕了，因此以后可能不会来上班（本来办公室就缺人，现在她一走就更没人了），而郭总回国了，把决策权转交给了总工陈龙，他把我调回来了。
先是郭总“毁约”，将原本说好的把我留到9月末改成了把我留到10月中旬，然后又是项目部的女留学生不偏不倚的在郭总回国的当天检查出了怀孕，在两天之内竟然能有如此大的两次反转，这极其戏剧性的情节发展甚至令我都没来得及思考和接受：当我和郭总谈判破裂、产生对峙后，我都没有去好好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新的现实就已经让这个思考变得毫无意义了。而罗西的项目10月中旬就完工了，那是我们白俄项目部唯一的在建项目了，就算郭总一个月后回白俄，也没有工地再可以让我去了，我基本上可以在明斯克坐实，待下去了（至少一个月）。还是那句话“俄罗斯总在最后一刻给人转机和希望”。
我没有想到我会走的这么突然，我也知道我这辈子恐怕也不会再去那里，于是当天下午我在罗西工地上用手机拍了个遍，和萨沙他们告了别，在晚饭后、赶在天黑之前将小城克拉斯纳赛力克转了个遍。我觉得撤退的太突然了，我都没来得及和楼下小超市的保安、理发师、电站站长等人告别就走了，也没来得及和他们一起喝酒。
第二天清晨，我照常起床，在和民工共用完早餐后，独自一人乘上了开往明斯克的小巴车，当时车上，只有我还有另一个白俄罗斯人。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下日历，2018年9月26日星期二，距离我到达罗西的那一天（9.4星期二）整整三个星期，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尽管最后郭总变卦，可是我是真的如他所说，待了三个星期，这就是天意？
至此，我在罗西变电站的故事就彻底结束了，我走完了我入职以来最艰苦的一段旅程（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最艰苦的），我当然不相信到了项目部坐在办公室里日子能有到好过，我清楚地知道还有新的困难和挑战在等着我，那种“困难”只是和在工地上得那种“困难”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有可能是比在工地更难处理的。西北电建执勤日志罗西岁月部分，完。
很多时候我自己都没想到，我能经历一些令我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这些事情自然可以成为日后和朋友吹牛逼的谈资，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是好事，很多“意想不到”其实是坏事，那些事情，一辈子都不想在经历第二次了。
明斯克看上去很美，但是很遗憾，我无法触及那一份美。
“俄罗斯总在最后一刻给人希望”，我深信这句话，事实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印证着他，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才能算是“最后一刻”呢？我自以为，在罗西工地的那两次已经是我能想象到的最糟糕、最差的情况了，那些情况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和想象，因此把那个时候说成是“最后一刻”我是完全认同的；可是我却没想到，其实“最后一刻”还可以比那个更加的糟糕。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现实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我对绝望的认知，一次又一次挑战着我忍耐的极限，我一次又一次的遭遇着“我想不到的”最坏情况中的最坏情况。
大多数的最坏情况其实是一种必然，只是我之前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罢了，然而偶然情况和突发性事件是不可预料的，当“最坏情况”又加上“偶然事件”时，这就是“最坏情况中的最坏情况”了，而我，就遭遇了这样的情景。
一
乘坐小巴车从克拉斯纳赛力克到明斯克需要三个小时，这时间和从图拉到莫斯科差不多，在明斯克的终点站是明斯克火车站，火车站的外观看上去十分现代化，火车站的对面是明斯克著名的“城市之门”，需要注意的是绝对不能在火车站那里打出租车，因为在火车站门口停的出租车大部分都是漫天要价的黑车，就算是打电话预约车也不能把地址报在火车站，要报在离火车站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普通出租车司机也惹不起火车站黑车司机）。见到了久违的大城市，我的心情其实并没有因为此而好起来，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在项目部的日子也会不好过，相比起工地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罢了。
从9月26号下午一直到9月29号这三天半的时间里，我都是十分忙碌的，基本上是一刻不停的在制作表格、台账，学习物资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工作流程。而教我的人就是之前那个令我感到极度反感的西外研究生学姐，她是一个典型的“西外人”，媚上欺下，官撂主义，自己一知半解还喜欢给别人不懂装懂，其做派和言谈举止，都像极了西外的辅导员和“学长学姐”。实际上我原本不需要如此的忙碌和紧张，我之前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学习这些，而且还是她手把手的带着我，但是因为项目经理郭总的愚蠢决策，把我下放工地，而那个学姐又只在白俄呆一个月就回国了，因此我学习和工作交接的时间最后就只剩下三天半的时间。即便她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不愉悦，但是她还是给我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的工作交接，她留给我的，都是已经整理好和有头绪的工作。然而就在我刚刚接触到物资这一块，甚至连上手都还谈不上的时候，又甩给我了我一个新的活：接替那个因为怀孕而离职的女留学生做付款方面的工作。比起物，付款工作显的更加的繁琐和复杂，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交接工作还不如物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交接工作，那个女留学生最后只用了两个半小时给我口头上说了一遍工作的流程和大致情况，然后便撒手而去，留给我的还是一个她留下的烂摊子：一堆缺少相关票据的烂账、积压了一个星期的付款、还有至今没有进行交接的合同……
虽然那些工作并没有什么难度，就算是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可以接受，但是毕竟流程和手续是非常复杂和繁琐的，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我是肯定学不会也记不住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我还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西北电建四公司是个垃圾公司的本质，因此还对领导和单位抱有幻想，我仍然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只是因为我赶上了特殊情况，并且我对我自己的能力足够的自信的，但是很快现实就纠正了我的片面看法。
第一个现实是，当我向当时的代理项目经理陈总反应我的困难时，得到的回复只是一句空话“工作有困难是很正常的，刚开始工作都会遇到困难，你自己慢慢摸索吧”（等于是他不给我解决工作上的困难）；紧接而来的第二个现实是，因为他们的交接没有安排好，也不解决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让我自己摸索，这必然导致工作的进度十分缓慢，而他们催得又很急（这就是明显的甩锅行为了）；第三个事实，他们明知道我做不好、不会做、不能按时按时完成，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反而把他们原本的工作都甩给了我，如此一来因为我没有及时付款而给单位造成损失已经成了一种必然；还有最重要的第四个事实，我再次向领导说明了我的工作困难，并且强调了会给单位造成损失的严重性，可是得到的依旧是空话回复，很明显那就是在甩锅——想让我一个新人承担本属于他们的责任和失误罢了；还有第五个最令我想不到的事实：尽管大部分俄语国家的女人都是溺爱男性和善良温柔的，但是和我进行工作交接的白俄大妈会计却是十分操蛋的，她们不仅喜欢欺负新人，还总是刁难过来办事盖章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中国人还是白俄人，就算是俄语说得再好也很难和她们进行沟通，何况牵扯到一些专业术语我和她们的交流还并不通畅。第六个事实可以说彻底让我希望破灭：我原本想着，负责财务工作的温逗原本是再过10天就可以回到白俄，届时她会分担我的一部分工作，并且会带带我教教我，可是突然传来消息，她要结婚了，再不会来白俄了，这就意味着，我当时的困难处境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只要她不来，差旅费都没法给我报销。一个项目部，物资、财务、付款、项目经理四岗位的人能同时长时间离职，而又没有继任者和工作交接，如此混乱的管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
如此一来，我再一次经历了超出我认知范围的、最坏情况中的最坏情况。
即便经历了工地那段日子的我已经知道在这个公司我总是能遇到各种新的、超出我认知水平的情况，但是当上述的六个事实一齐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再一次的陷入了束手无策的绝望之中：我完全不曾想过，我会同时从事三份我非专业的、非本职工作，并且没有交接和学习，还要承担不属于我的重大责任；每天都过得非常的难受和压抑，我承受着来自三方的压力（项目部推卸责任的同事，工地现场一个接一个电话的催促，还有白俄会计的百般刁难），除了在去华北院的路上我能稍微舒服点以外（眼不见心不烦），其他时间地点，我都是非常痛苦的。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帮助和借鉴，我认识的人中没有比我处境更糟/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我没有人可以询问该怎么办。我再一次想到了辞职，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仍然是没有退路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无路可退”和“进退两难”的情况中。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也并不是手中无牌可打，我仍然有资本，我手中仍然有好牌。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肥猫，函数，仇大，还有撸子的建议和支持，特别是肥猫，我无法想象没有他我会如何，我想他们讲述了我的遭遇，在听取他们的分析和建议后，我认清了形式，也找到了方向。首先是彻底的认识到，西北电建四公司就是一个垃圾公司，我所有的不公平不合理遭遇，并不是因为我倒霉，而是因为在这个垃圾公司内上班的必然结果：极端混乱和无序的管理（或者说就没有管理），愚蠢和低能的领导（他们只是靠年限混上领导岗位罢了，只是一群中专大专，甚至是高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严重的裙带关系，公司内部近亲繁殖严重（如果没有关系就别想着升职加薪了），对我来说毫无上升空间可言；官撂主义和极端低效与拖沓，每个人都在踢皮球和混日子，他们并不在乎效益，也无所谓赚钱，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在等待发工资的那一天，他们每天上班时间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玩玩手机，聊聊天，散散步，看看视频，而把工作都推给新人和实习生，还有那两个白俄雇员季玛和鲁斯兰；在这个单位的领导和职工是幼稚和浅薄的，他们不仅不能够正确客观的认识这个世界，甚至是已经丧失了“认知事物”的能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们完全不了解白俄的风土人情，用中国的那一套为人处世来和白俄人打交道，自然吃了亏，最后还怪白俄人耍赖皮（真的是以为全世界都把他们当领导供着了）。不光是白俄项目部如此，我再和其他一分司的同事交流中得知，整个四公司都是如此，我们一分司还算好一点的（就这德性还算好的），据咯噔所说，他所在的国内的唐山项目部，从民工到项目经理都在混日子。
于是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我在西北电建四公司，学不到东西、赚不到钱、也拓展不了人脉、也没有晋升空间、每天还过得很痛苦（三头受气）……我实在是找不出一个能继续待在这个公司的理由了，辞职成了我唯一的合理选项——尽管我知道辞职后我并没有后路，但是无论之后怎样，都比在西北四强，我在这个公司纯属是浪费时间，多待一天都没有意义。
辞职是一定的，但是以我的性格来说，怎么可能就这样说走就走？这个垃圾单位把我整的如此狼狈，我也要恶心恶心它。
二
我作为一个处于实习期的“俄语翻译”，即便我成功快速的离职，也并不能给这单位造成什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缺俄语翻译，缺的是财务会计和物资人员，他们随便拉一个其他分包的付款人员都可以接替我的工作，最差也就是缴纳一点延迟付款的滞纳金罢了。但是我能给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失——我在离职的同时策（和谐）反了另外三个员工辞职（负责采购的女留学生李鸽，两个白俄雇员鲁斯兰和季玛），如果我们四个都离职了，加上缺的物资和付款，白俄项目部会陷入半瘫痪甚至是停滞状态中。
策（和谐）反名单一号人物——李鸽
李鸽是我们单位在白俄罗斯当地招的女留学生（研究生），她的工作是负责采购，在我来之前就已经在明斯克的项目部干了有5个月之久。之前在国内的领导就给我们说，在白俄找的那两个女留学生能力很差，不愿意做自己本职工作之外的事情，就像做台账这种小学文化水平的事情她们都不会做。刚开始我以为她们是很笨和偷懒的。可是直到我接触了她们后才发现，她们一个人干着两三个人的活，之前有一段时间天天加班到晚上十点，还有一次加班到夜里三点，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国内领导所说（也由此可见那群垃圾真是烂透了）。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典型的“天真大学生”：她一个人干着2到3个人的活，没有加班费，却拿着实习生的工作，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卖力，她又不可能成为正式职工，她的回答是“为了锻炼和学习”。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压（和谐）榨的廉价劳动力，也不知道她所学习的这些“经验和知识”其实毫无意义，出了这个单位这辈子都用不上，反而还对我们单位那群游手好闲的老狗（和谐）逼有一种尊重和敬畏甚至是害怕之感。所以我策（和谐）反她的套路是，整天和她抱怨领导决策的愚蠢和由此给我带来的痛苦，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用事实告诉她，其他人都在推卸责任和不干活，他们把最累最重的活都甩给了你，并且反复向她强调，这个企业在国内是多么多么烂。刚开始她对我的说词不以为然，认为只是一个“浮躁新人的抱怨”，于是首先我改变了她对我的看法，我向她详述了我之前在俄罗斯的“光辉历程”（说白了就是各种装（和谐）逼吹牛（和谐）逼），给她看了我和大使的合影，而且她也很明显的能看出我的俄语口语非常好，因此首先是她对我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她开始佩服我。在她认同我之后，策（和谐）反工作就变得顺利起来，她很快认识到她被压（和谐）榨和欺负的局面，开始每天询问我的辞职进程、抱怨当下的工作，甚至开始羡慕起我来，她羡慕我能如此潇洒的辞职，俄语水平还能这么好。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我离开白俄前的最后一天，我告诉这个单位领导对她和她工作的不正确评价，她直接炸了。
策（和谐）反名单二号人物——季玛
季玛是我们单位在白俄当地雇佣的员工，负责干一堆杂活，他已经在我们公司干了四年了，之前有在中国留学和北漂的经历，现在有一个中国老婆，因此懂中文，能听懂我们日常所说的。季玛是个聪明人，她又有中国老婆和去中国工作过的经历，因此他很懂中国人那一套为人处世和人情世故。策（和谐）反他的套路是，先和他拉近关系，表达出对这群毫无素质和不知道尊重的中国同胞的遗憾和愧疚，并且让他知道我很懂他们俄语国家那一套，同时也向他直言我的内心真实想法：我更喜欢和你们交往而不是和中国人，因为我们的套路实在是太多了，心累。之后的顺序和策（和谐）反李鸽大致相同，先是向他抱怨和吐苦水，然后是启发他，让他认清自己被压（和谐）榨和欺负的事实，最后告诉他，在白俄罗斯的中国企业太多了，不差这一个，你还懂中文，机会太多了。我基本上是只要看到他和我们办公室的中国人产生了交流，就告诉他这群人又在欺负你，把工作都甩给了你。实际上，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他每天都被我们那群垃圾领导无端指责，被总包方的白俄会计刁难（和我一样），只不过之前没有给他说这些罢了。说实话，有些场景我一个局外人都看不下去，这群大专文化的村炮总是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当着他的面批评白俄罗斯人的懒惰和效率低下，可是即便如此，季玛还是能做到平静的接受，并且绕开这个话题，感谢厨师做的饭很好吃。试想一下，如果各位看官去日企工作，日本老板经常当着你们的面说“你们中国人如何如何懒惰和低效”，这岂不是直接掀桌子的节奏？中方领导的粗鲁傲慢行为和白俄小雇员的忍让与尊重，简直如同契科夫小说一样讽刺，这真是让我觉得给中国人丢脸。最终，季玛的悲观和愤怒情绪在我走的前一天达到了高潮，当我哼着苏联摇滚乐向他展示我已经拿到手的护照时，季玛对我说“别带行李了，带我一起去中国吧，这里简直就是地狱，我再也不想待下去了”。季玛告诉我，这个月干完他要去西班牙旅游，然后试着找一份新的工作。即便是到了现在，我还会和他联系，给他一些招聘网站的截图和广州上海的照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赶紧走人。
策（和谐）反名单三号人物——鲁斯兰
鲁斯兰是我见到的一个典型白俄罗斯“老黄牛”，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他来到我们单位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年轻时在土库曼斯坦当过坦克兵，开过T62和T72，他是炮长，军衔是少尉。他是一个典型的“苏联人”，三观很正，吃苦耐劳，礼貌文雅。和李鸽、季玛还有我一样，鲁斯兰同样也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不仅是因为他一个人干了3个人的活，还是因为他和季玛一样，总是被“我们”中国人“欺负”甚至是“侮辱”。我和他的第一次接触是在我到白俄的第二天、张司开车送我去罗西工地的路上，我告诉他，我非常喜欢俄罗斯，俄罗斯对我来说就像是天堂一样，他对我说词感到震惊，他还是第一次听外国人这么说俄罗斯，并且表示赞同，他告诉我，他不理解为什么西方人要抹黑和诋毁俄罗斯；我和他的深入接触，始于一顿午饭，中午的时候我随口一问他是否喜欢吃今天做的牛肉，他回答喜欢，并且反问我是否喜欢；我回答一般，因为我们不常吃牛肉，而常吃猪肉；他表示疑惑，为什么在这里却很少吃猪肉，经常吃牛羊肉；我回答他，因为控制部的谢主任是幕丝林，因此为了照顾他所以经常做牛羊肉；而鲁斯兰告诉我，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这些，他从来不知道这些。那个时候我也才反应过来，鲁斯兰只是被“我们中国人”当成工具来对待罢了，丝毫没有交流和沟通，更谈不上尊重；其实何止是鲁斯兰，我和李鸽，还有那些民工，不也是被当成工具对待吗？我也告诉鲁斯兰，项目部其他中国人总是说你工作不认真，总是一个劲打电话，但是我知道，是他们不会俄语因此才让你一个劲的打电话，可是他们却还这么说，这令我都看不下去（这和对待李鸽不是一样的么，把人家用完了不给钱还要说一对坏话），鲁斯兰听了我说的当然也是不高兴的。策（和谐）反鲁斯兰的套路和季玛相同，也是先拉近关系和距离，让他意识到，面前这个中国人是“自己人”，然后向他揭露这个单位的垃圾本质和龌龊领导的丑恶嘴脸。鲁斯兰终究是个经历过90年代的成年人，对于我所说的情况他完全知道，他直接告诉我，他干到今年年底12月，就再也不干了，他也感觉到不舒服，并且告诉我，如果没有我的说词，他真的以为中国人都和我们单位的人这样的煞笔（听到这我不禁一声叹息，中国人的国际形象，都被这群垃圾败坏成什么样子了）。我可以明显的感觉的出来，他对中国人是有着反感和抵触的心态的，只是因为钱才来我们公司上班。
【补充一点是，白俄项目部这群中国领导真的是烂透了，不光是鲁斯兰还有李鸽，他们谁背后都说坏话，罗西工地的现场翻译李子一（一哥），斯托尔布齐的吕晓乐，还有项目经理郭总，只要谁不在他们就说谁坏话议论谁，丑恶至极】
策（和谐）反名单四号人物——塔尼亚
塔尼亚是我们白俄项目部所在别墅的房东，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每天下午过来打扫卫生，毫无例外的，她也受到了“我们中国人”的不公平对待和不合理指责，并且把抱怨“这群中国人”丝毫不懂得尊重，甚至连法律都不懂，尽管她三令五申，但还是总是有人在卫生间吸烟。我的最终目标是想让她把我们单位赶出别墅，但是无奈我么给的租金够高，因此这个不成功，但是至少我维护了中国的形象，我告诉她，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如此的没有文化和素质。
以上三个白俄人和一个中国人李鸽我都是要由衷的感谢的，因为在我在白俄最困难的那段时期内，是他们（也仅仅是他们）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工作上的帮助和指导；而我“最亲爱的中国同胞”，除了坑我还是坑我。十分讽刺的是，在异国他乡，最终带给我希望和帮助的仍然是外国人，中国同胞再一次带给我麻烦和痛苦，并且再一次给中国形象抹黑，我也只是再一次坚信了一个道理：在俄语国家，能离中国人多远就离中国人多远，中国人是最坑中国人的。
不夸张的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白俄方和中方发生争执和冲突，我会选择站在白俄方——而实际中我也是这么做的，并且这给我带来了好处：为了改善我三头受气的处境，我买了九支花分别送给华北院的九个我能接触到的白俄女雇员，有了鲜花和漂亮话，她们对我的态度明显好多了，但还是刁难，只不过是微笑着刁难；同时我也向她们诉苦，并直言实际情况“在我手上的大多是烂账，我就是背锅侠，我们单位烂透了，这注定要烂在我手里，所以我也不计较工作好坏了，请对我多多微笑一点吧”，从此以后，至少在华北院那头我在不受气了，我也有了磨洋工的地方——我每天都是在华北院一站就是一天不回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也挺好笑的，因为那群白俄女会计，是比我们单位领导还要官撂主义气息浓厚的人。此外，我还利用语言上的优势和便利，收拾和教训了办公室那群不干正事的机关老爷，在那之后他们对我的态度明显好转，不再是态度极差的命令式，而是试探性的请教式。比如又一次白俄电气安装公司的经理阿列克谢来到了我们明斯克的办公室，他一过来就是怒气冲冲的，因为我们拖欠了付款和完工单，但是这个责任并不在我，而在于那个姓谢的蛔民没有及时对预算进行审核。阿列克谢和姓谢的吵了起来，但是因为语言不通让我去做翻译，姓谢的很恶心，看见有我，立马给我甩锅，把对阿列克谢的怒气都发泄给了我，我见此情况，立马和阿列克谢站成一队（我之前在工地上的时候就认识阿列克谢，我们关系不错），不再进行“意思上”的翻译，而是把阿列克谢的诉求直接说给姓谢的，因为两国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我不进行修饰加工沟通起来会很困难，而姓谢的吃软怕硬，又不敢和身强力壮的阿列克谢叫板，因此那一次他给搞得非常狼狈和尴尬（你能想象到一个一脸横肉的中年男人无助而又可怜的样子吗），我全程对他憨笑，他都看在眼里，所以之后他对待我态度好了许多。除了姓谢的以外，办公室里剩下的两个人我也依次教训了一顿/或者摆了他们一道，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变得好了起来。
除了策（和谐）反项目部其他员工和利用语言优势收拾老员工以外，我用来恶心公司的另一个手段就是“闪电离职”了：即我跳过还在白俄的这些领导和老职工，直接向国内的郭总，还有比郭总更高一级的杨总单方面反应我离职的情况，待国内更高一层的领导安顿妥当之后，再找一个和白俄这边代理项目经理的陈总可以进行一对一对话的时机，向他直接摊牌，说我已经和国内领导说好了（如此一来他就没有拒绝的余地，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且留给他不超过一周的时间来寻找交接工作的人，时间到了以后，无论他找得到还是找不到，我都会以“机票已经订好”为由直接回国，而在此期间不和其他任何人提及此事，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白俄项目部的人最终只能选择接受这个现实（因为我都已经向更高一层的领导说好了）而不是和我进行讨价还价，而在等待交接的阶段，我仍然可以心安理得享受一切我作为正式职工的所有待遇（比如说下馆子吃烤肉），因为所有人（除了领导）都不知道我要离职，而管理又是混乱和无序的，因此我的“突然离职”会对工作造成负面影响，令他们措手不及。而我之所以能这么做的前提，是这个单位的管理实在是太混乱无序了，上下之间根本不通气，甚至连例会都没有，因此他们之间的信息并不流通和共享，我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打他们个猝不及防。最终的结果和我设想的也是一样的，直到我走的倒数第二天，其他人才知道我要离职，而且代理的项目经理陈总，直到最后我回国的那一天，也没有找到进行工作交接的人（可见办事效率多么低下）。这里需要提的一点是，就算是离职这一环，也免不了拖沓和踢皮球，还有官撂主义和刁难，虽然我成功恶心了他们，他们也“照例”和“日常”的在离职上恶心了我。在此我要再次感谢肥猫，函数和仇大的帮助和支持！
公元2018年10月8日，我写好了人生中第一份辞职报告，同日通过微信交给在中国休假的白俄项目经理郭总；大约一周之后的10月16日，我从总包华北院那里拿到了自己的护照，10月17日凌晨，我在明斯克国际机场坐上了前往北京的乌克兰航班，顺利的返回了中国，回想在白俄、特别是明斯克项目部的那段时光，真的是如同历险记一样紧张和刺激，从充满希望到堕入深渊，再到反将一军和全身而退，真TM刺激！
（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是，我回国的前一天，华北院的白俄会计塔吉昂娜又一次给我找茬，让我明天把一个运单交给她，可是那个运单需要等待厂家，厂家没有给我因此我也没法给她，我向她解释，她十分任性的说“那我不管，这是你的问题，我明天就要见到单子”，我听完她的无理取闹后觉得十分可笑，因为明天和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去北京的飞机上了，而她又不知道我离职的事情，“明天”她到哪里去讨说法呢？难不成是去直接刁难中方领导？想到这我就觉得好笑，于是我回复了她一个很猥琐的冷笑，并且说道“明天，明天，好啊，明天我就给你”，我能明显看得出来她的身子向后缩了一下。）
10月7日，我在明斯克的第二个周末，去坦克世界总部和国家历史博物馆